《尚书·西伯戡黎》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辨正(4)

言我生有寿命在天,民之所言,岂能害我?[8](P177)

纣叹息谓民虽欲亡我,我之生独不有命在天乎?[10](P140)

我生于世不有修短之命在天乎?民虽怨我如我何?[13](卷5)

纣反自叹息我生岂不有命在天?[27](卷13)

纣叹而言谓民虽欲亡我,我之生独不有命在天乎?[28](卷3)

传统注疏中也有与《史记》表达文义相同,但以陈述语气表达:

谓已有天命,故曰我生不有命在天。[29](卷25)

言有命在天,民无能为也。[30](P252)

盖侍天命必在于我……妄以己意料天意。[12](卷21)

圣人犹曰命靡常,纣乃曰有命在天,真亡国之言也。[31](卷5)

我们能够发现,学者均认为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表达商纣自以为天命可恃。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这并非纣自信天命在商,而是纣无可奈何的表现,如吕祖谦认为:“我生不有命在天,纣之所以拒祖伊也,人皆知其托词也。”[32](卷11)张英也认为:“我生不有命在天,是亦无可如何之言也。”[33](卷2)笔者认为从整个《西伯戡黎》来看,此不应为“托词”或“无可如何之言”,就是商纣对商大命的盲目自信,否则就不会有祖伊紧随其后的“乃罪多参在上,乃能责命于天?殷之即丧,指乃功,不无戮于尔邦”,这是对商纣的强烈谴责,对其一味迷信天命的痛斥和无奈。

前贤解释大多沿着《史记》的思路,并未有过多的阐释或者异见,仅有吕祖谦和张英对纣当时的心境作出异于其他学者的揣测和推断。同时,历代学者对司马迁在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后加“乎”字的增字解经也未有任何异议。直到当代学者周秉钧才对《史记》中增“乎”这一现象予以了解释,他认为“本文因语急而省‘乎’字”[18](P111)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也提出了与《史记》不同的增字方式,他认为:“我生不有命在天,‘不’上省一‘岂’字。”[34](P1809)无论是司马迁的“不……乎”,还是顾炎武的“岂不”,都与“不”直接相关,所以“不”的正确训释是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准确理解的关键。

(二)释“不”

司马迁、顾炎武通过增“乎”“岂”等字,均将“不”理解为表反问语气的副词。但是若结合《尚书》文本来看,“不”在作表反问语气的副词时,有其固定搭配，大多与“曷”相结合,而非其他。如在《尚书·大诰》篇中多次出现:

王害(“害”通“曷”)不违卜?

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?

予曷敢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?

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?

予曷敢不终朕亩?[8](P197-200)

在《尚书·多方》篇中亦有出现:

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?尔曷不夹介乂我周王,享天之命?今尔尚宅尔宅,畋尔田,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?[8](P229)

所以“不”在《尚书》中表反问语气时,往往有其固定搭配。因此,笔者认为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学者对“不”的解释值得商榷。而王保国将“不”理解为否定词,释为“我命不在天,何必担心”,更增“何必担心”一语,也未作任何的文献说明。看似能够与甲骨文、金文视野下的商周史相合,但此种新释与下文祖伊“乃罪多参在上,乃能责命于天”一语根本无法衔接。因为祖伊此语针对的正是商纣对天命的盲目自信,才引来祖伊对他不尽人事,仅靠求命于天的强烈谴责。

那么,此处“不”到底当作何解释呢?笔者认为,“不”仅仅是一个语词。其实王引之在《经义述闻》“语词误解以实义”中对此种现象做出了准确的论述。他认为:“经典之文字,各有义,而字之为语词者,则无义之可言,但以足句耳,语词而以实义解之,则扞格难通。”[19](卷32)王引之在“语词误解以实义”中明确指出“不”在古籍中并非均为否定副词,亦有他义,即“不,发声也”。在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[注]翟灏在《尔雅补郭》中也提到“不,《诗》《书》及古金石文多通丕。丕,大也”(翟灏:《尔雅补郭》卷下,清咫进斋丛书本)。但是王引之认为“不”皆发声也,字或作丕。笔者认为王说为优。中,“不有,有也”。王引之还指出在《尚书·君奭》 “尔尚不忌于凶德”中,“不忌,忌也”。“不”在古籍中作为发声词最直接的文献证据就是《尚书·吕刑》中“播刑之迪”[8](P249)一句,其在《礼记·缁衣》引作“《甫刑》曰:‘播刑之不迪。’”[35](P1649)此处的“不迪”正是“迪”之义,这足以直接证明王引之的结论。

王引之为了证明此种用法在先秦古籍中的普遍性,大量引用了《诗经》中的证据,也包括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中的一些证据。兹举《诗经》几例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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