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尚书·西伯戡黎》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辨正(5)

《邶风·匏有苦叶》曰:“济盈不濡轨。”不濡轨,濡轨也。

《小雅·常棣》曰:“鄂不韡韡。”不韡韡,韡韡也。

《车攻》曰:“徒御不警,大庖不盈。”不警,警也。不盈,盈也。

《桑扈》曰:“不戢不难,受福不那。”不戢,戢也。不难,难也。不那,那也。

《大雅·文王》曰:“有周不显,帝命不时。”不显,显也,不时,时也。[19](卷32)

我们根据王引之对“不”这一用法的发现,那么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其实语义就是“我生有命在天”,“不”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实义的语词而已。而将此句作反问处理的司马迁、顾炎武以及历代《尚书》研究者,所要表达的也正是纣王相信自己“有命在天”的意思。而这个结论显然是学者根据《西伯戡黎》的语境进行的语义推测,尤其是根据“乃罪多参在上,乃能责命于天”一句反推而来。但在具体的文献考证上却违反了解经原则,并与《尚书》中“不”表反问语气的用法相背。所以,笔者认为传统注疏在结论上是成立的,只是始终未能解决这一结论在文献学上的论证。

(三)释“生”

笔者认为，行文至此，我们有必要对此处作为谓语“生”的用法进行讨论,更能深入理解此篇文献的价值,这也是前人从未涉及的一个问题。笔者认为“生”在此处是一个意动用法。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出现很早,表达“主语主观上认为宾语具有谓语动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(实际上不一定具备)”[36](P539)。这种用法早在甲骨卜辞中就有用例,典型文献就是“王吉兹卜”一条,意为“王认为这个卜辞吉”。同样,在《西伯戡黎》的文本中,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要表达的正是商纣认为自己“有命在天”,商的大命是生而固有的。《西伯戡黎》文本作者之所以采用此种意动用法生动刻画了商纣当时的心态,强烈表达了商纣主观上认为商的大命是与生俱来的。当然,在《西伯戡黎》文本作者看来这只是商纣的自以为是,祖伊以“乃罪多参在上,乃能责命于天”进行的反驳,正好体现了商纣认识的错误性。祖伊完全反对纣“有命在天”的说辞,祖伊认为“天”“命”“人”是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,尤其是王的作为可以获得天命,也可以失去天命。

四、余 论

笔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,对“天曷不降威?大命不挚,今王其如台”语义以及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准确含义作出新的训释。此训释使《西伯戡黎》文本在整体上前后连贯,文义更通畅,尤其为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传统文义解释提供了更坚实的文献学基础。

就《西伯戡黎》文本内容而言,其强烈体现了“天”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。祖伊对纣王的劝谏就是要利用“天”的威严对纣的“淫戏”行为予以限制,并试图挽救商的统治。祖伊的劝谏换来的却是纣王“有命在天”的回答,最终祖伊绝望预测“殷之即丧指乃功”。这是我们依据文献从传统经史层面对《西伯戡黎》的解释所能达到的限度。

从语言文字表述上来讲,早在20世纪初,王国维等人就根据甲骨文的研究指出,不仅《西伯戡黎》,而且《尚书·商书》文本成书当在“宋之初叶”[37](P31)。《西伯戡黎》中商纣与祖伊的对话更多是西周时期的话语体系,如“天”“殷”的表述只能在西周初年及以后的语言表述中,刘起釪也指出“根据本篇的内容方面和文字方面来看,它显然又是写成于周代,不能就是本篇的原始文件”[24](P1068)。从史观上来讲,《西伯戡黎》显然是在周人(或接受周人话语体系与天命观的宋国人)天命转移等政治观念的基础上来总结商人亡国的政治教训,是周人重构商末历史时将纣王塑造成一个不能“敬德保民”、一味迷信“天命”的形象,所以刘起釪认为商纣“陶醉于天命”“盲目相信自己有天命在身”[24](P1068),如果就文本本身来说,此判断是确凿无疑的,但是若就史实来说,如此判断可能并不准确。

从商代末年的史实来说,《西伯戡黎》原始纪录材料中商纣与祖伊的真正冲突到底可能是什么呢?大体而言,这是商末商贵族在面对周人的威胁下,如何应对危局而激化了的内部矛盾。具体而言,在商人的神权世界里,祖先神祭祀与信仰始终居于殷代神权崇拜显赫地位[38],由于商代晚期周祭制度的确立以及祖灵福佑观念的确立,商纣一味迷信的是殷人祖先神对殷人统治的庇护与福佑更为合理,商的大命始终是由其祖先神福佑和庇护;而祖伊认为祖先神不仅对商人有福佑庇护的功能,还有降祸作祟的功能。所以说,祖伊与商纣对话反映了两者在宗教思想与治理思想方面的严重分歧,而这也是商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[39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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