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率性之谓道”：《中庸》的古典生命哲学思想(6)

杜维明先生释《中庸》：“实现天人合一理想的可能性是每个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。”[30]这种固有的上天赋予的生命禀赋虽不完全相同，或“生知”、或“学知”、或“困知”，或“安行”、或“利行”、或“勉强行”，但勤能补拙，即“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”[7]。别人一次就能做到的，我宁愿用百倍的努力；别人十次能完成的，我甚至可以花上千倍的努力。如果真能做到这样(《中庸》言：“果能此道矣”[7])，即使再愚笨懦弱的人，通过坚持顽强不懈的艰苦努力，也最终能够取得成功(《中庸》言：“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”[7])，即“及其成功一也”[7]。换言之，不管我们是采取循循善诱的启发方式，还是强制生硬地推行规训与催逼，生命价值的达成、教育意义的实现均需要依赖生命自身的活动。“《中庸》自始至终都未放弃‘率性’意识，它清醒地意识到‘知识—理解’归根结底只能是每一个当事人‘亲自认知—亲自理解’。”[31]这就与《大学》主张的“外在监督—意志持守”意识下的“教—学”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“生命超出生命”(齐美尔语)、“对于有意识的生命来说，就是要连续不断地进行无尽的自我创造”[32](柏格森语)等西方生命哲学家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亦表明，能动性、冲动性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典型特征。君子实施中庸之道亦是《中庸》生命修道的另一种表达，修道的过程亦是对生命进行教育的过程。因此，教育活动若要充分发挥作用，就必须依赖这些内植于生命内部的“能动”，重视生命的每一次可能性“冲动”，让学习成为个体生命积极主动的自主行为。

3. 自由发展是教育生活不断追求的理想愿景

审思当下周遭的教育活动，目中无人、无视生命自然天性的教育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；划一的制度、规训的纪律、线性的方式、压迫型的师生关系等无情地侵蚀着生命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本性，生命的真正实现成为空中楼阁。这与《中庸》之“道”明显背道而驰。在《中庸》看来，“人之生命的自然天性得以无拘无束且真实无遗地展现，也是一种合自然、合规律、合中庸之道的表现”[10]。于是，我们看到《中庸》第二十二章在描绘出“至诚→尽人之性(不息则久)→尽物之性(征则悠远)→赞天地之化育(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)→与天地参矣”(不见而章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)的生命发展愿景的同时，也传递了其高远旷达的立意：让生命自由成长和全面绽放！而这无疑也是《中庸》“率性”之教的理想诉求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要尽可能地摆脱无所不在的枷锁，避免对个体生命的各种无理规训，保护其自由天性，让其自由地接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。《中庸》不只停留于此，还用“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”[7]深入回答了何以实现的问题。无论是内发型的“诚明”教育模式，还是外铄型的“明诚”教育模式，作为生命内在本性的自由都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。“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。”[7]换言之，生命就是要充分激活主观能动性，让自然本性率真自由展现。自由“乃是人性的产物”[33]，是人之本性。只有充分享有自由，生命才有可能处于最大限度的激活状态，内在潜能才有可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兴发，最终实现“成己”“成物”“尽性”“赞天地之化育”“与天地参矣”“不见而章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”的生命自由之境。按西方人本主义教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，“教育，是人对人的主体性的灵肉交流活动……使他们自由地生成，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”[28]。

注 释：

① 如陈赞在其《天下或天地之间:中国思想的古典视域》中就认为，《中庸》直接指向了中国思想触摸实体的独特方式，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抵达了中国思想的核心。而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·于连(Francois Jullien)也指出，《中庸》用很少的篇幅就让读者进入中国思想的核心。

② 关于“率性”，很多学者从不同维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，看法不一。比如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认为，人与物皆可率性。现代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与钱穆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《民主评论》杂志社还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探讨。徐复观先生认为，“天命”仅与人有关；钱穆先生指出，“性”兼指人性与物性，等等。

③ 如《中庸》谈到：“率性之谓道”“修道之谓教”“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；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”“忠恕违道不远。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”“君子之道，辟如行远必自迩，辟如登高必自卑”等等。

文章来源：《生命的化学》 网址: http://www.smdhx.cn/qikandaodu/2020/1214/410.html